1949年3月，北平西苑机场附近，王范站在车队最前方，反复查看通往香山的道路。那时天色渐暗，中央领导即将从机场前往驻地，车队安全成了他心里最要紧的事。 王范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保卫干部。他熟悉北平的街巷，也清楚敌特可能藏身的角落。车队出发后，他驾驶头车逐渐加快速度，把后车甩开一段距离。周恩来发现后，立即提醒司机放慢车速。抵达香山后，周恩来严肃地问：“为什么把车开得这么快？” 王范没有争辩。他解释说，天黑以后，道路情况难以判断，头车先行，可以观察路面，也能及时发现异常。周恩来听明白了他的考虑，却指出车队不能失去联系，安全措施必须兼顾各车。王范当即承认安排不周，表示以后不会只顾一头。 这件小事，恰好体现了王范的工作风格：反应快，胆子大，肯担责，但并非没有缺点。他长期处在秘密战线，形成了强烈的警觉性，也容易在紧急情况下采取过于冒险的办法。毛泽东对他的印象，正是在许多类似的任务中逐渐形成的。 王范1905年出生于江苏如东一个贫苦乡村。青年时期，他参加当地革命活动，后来投入农民运动和游击斗争。由于国民党当局的严密搜捕，他被迫前往上海谋生，并以巡捕身份作掩护，暗中搜集城市道路、警务和敌情方面的资料。 1930年11月，王范重新与党组织取得联系。凭借对上海环境的熟悉，他为地下工作提供了不少帮助。1931年4月，他因叛徒牵连被捕。由于指认者并未真正见过他，王范始终拒绝承认所谓罪名，但仍被判刑十年。 狱中五年多，他和同牢的同志互相照应，学习文化，也接触革命理论。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后，部分政治犯获释，王范才走出牢门。出狱时，他已经三十多岁，人生最好的年华被铁窗截去，却没有因此离开革命队伍。 此后，他被派往延安，先后承担保卫和侦察方面的工作。抗日战争时期，边区安全形势复杂，特务活动频繁，王范参与侦破多起案件，逐渐成为保卫部门的骨干。由于办案果断、熟悉情况，他被人称作“红色包打听”，也曾获评“锄奸模范”。 1949年初，党中央决定进驻北平。王范提前带队开展道路勘察、驻地检查和警戒部署。西苑机场到香山的那次行车风波，虽让他受到周恩来批评，却没有影响他完成护卫任务。对于中央领导来说，进北平不是一次普通转移，而是关系全国局势的大事，沿途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含糊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王范转赴上海，参与组建保卫机构。上海情况特殊，旧有的敌特网络尚未完全清除，城市秩序也处在重建之中。他既抓安全，也重视制度建设。1955年，王范出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兼检察长，成为上海首任检察长之一。 在检察工作中，他强调案件必须核实，不能为了追求数量而随意抓人。1956年前后，他推动清理积案，主张纠正错案，并在会议上提出：“能不抓的不要抓，办案要看证据。”这些话在当时并不讨巧，却符合司法工作的基本原则。 问题也由此而来。1958年整风反右期间，王范因坚持自己的判断，被指责为立场有问题，随后遭到连续批判。对于不实指责，他没有沉默，而是多次申辩。结果，他从重要岗位被连降十级，下放到上海七一公社，担任党委副书记兼工业部副部长。 消息传到北京后，毛泽东看到有关材料，认为处理过重。他对周恩来说，王范曾经长期承担危险任务，护送中央进入北平，对这样的人不能仅凭材料定性，并表示要亲自审查此案。毛泽东还指出，王范的工作方法或许存在不周之处，但不能因此把人一下子打落十级。 上海方面随即重新调查。经过核实，王范的问题并不足以支持原来的处理决定，他后来被任命为闵行区区长。职务虽未完全恢复，却说明原先的结论已经被纠正。更重要的是，王范没有因受挫而敷衍基层工作，任职期间仍走访群众，处理实际困难。 1962年，王范调任江苏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书记、主任。面对完全不同的工作领域，他继续从基础抓起，推动场馆、训练和群众体育等方面的建设。遗憾的是，特殊历史时期到来后，他再次遭受冲击。 1967年1月12日，长期的批斗和精神压力使王范走到生命尽头。后来，江苏省委在1978年为他平反，并为其举行追悼活动，恢复名誉。那份迟到的结论，纠正了对一名老党员的不公评价，也留下了一个沉重教训：对待重大案件，不能让情绪替代证据，更不能让一时的政治压力遮住事实。 特别